2026 年 2 月 28 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行动以斩首为核心，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
截至 3 月 3 日，空袭已覆盖伊朗 24 个省份逾 500 处目标，伊朗红新月会报告至少 787 人死亡。南部 Minab 市 Shajareh Tayyebeh 女子小学遭飞弹击中，约 180 名学童与教职员罹难，多数为 7 至 12 岁女孩。
伊朗随即向以色列、阿联酋、卡达、科威特、巴林、约旦及沙乌地阿拉伯发射飞弹与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荷莫兹海峡，黄金价格飙升至每盎司 5400 美元，超过 1500 架航班在单日内取消。
空袭发生后数小时内，英语 Wikipedia 编辑者便开始争论 条目的标题。最初的条目名称是「2026 Israeli–United States strikes on Iran」（2026 年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随着伊朗对以色列、海湾国家和美军基地发动反击，部分编辑者提出更名为「2026 Iran conflict」或「2026 Iran war」，理由是条目内容已涵盖双向交战，原标题不再准确。
反对更名的编辑者则指出，可靠来源持续将事件描述为美以对伊朗的攻击，更名为去掉行为者主语的「Iran conflict」是一种观点推销，目的在于从标题中抹除西方侵略的主体性。另有人主张应将「strikes」（空袭）改为「attacks」（攻击），因为前者在英语中暗示精准的军事行动，后者则更忠实于实际造成的大规模伤亡。截止撰文，条目命名状态为「2026 Iran conflict」。
此前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伊朗大规模抗议条目的命名同样存在争议，争议点在于「protests」（抗议）还是「uprising」（起义）。彭博社、《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使用「uprising」，但反对者认为该词暗示了组织性和领导层的存在，而这在抗议中并不成立。
英国调查媒体 NPOV 在一月份揭露了亲伊朗政府的 Wikipedia 编辑者如何系统性地清洗涉及伊朗人权纪录的条目内容，包括 1988 年大屠杀的关键资讯、外交官涉及炸弹阴谋的纪录等，这些被操控的叙事随后经由 ChatGPT 等 AI 系统进一步扩散至更广泛的资讯生态系统中。
看似琐碎的编辑室争论，实际触及了认识论问题——我们用什么语言指称一个事件，决定了我们从什么位置理解它，每一个词汇选择都是隐蔽的立场宣示。Wikipedia 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一手认知基础设施，其条目标题在相当程度上建构现实，尤其是对于对事件缺乏直接经验、依赖二手资讯形成判断的包含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之所以从这个切入点开始，是因为它恰好预示了今天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时，我们使用的语言、采取的视角、占据的位置，如何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就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判断。
我其实并不具备完备的中东地区研究的专业训练，对伊朗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政治动态的理解有限。时隔一年没有更新突然想写的，是一个非当事国的普通观察者在道德判断上所经历的混乱和自我审视。
对于这次美伊战争的思考，我想从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开始——美国做的是对的事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不少人脑海中至少闪过一次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神权威权政体。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伊朗爆发了自 1979 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蔓延至全国超过 100 座城市。政权以实弹、机枪、无人机对平民进行屠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全国性镇压，估计死亡人数高达 32000 人，伊朗政府自身承认 3117 人死亡。对于一个对自己人民犯下暴行的政权，那么摧毁这个政权，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问题的诱惑力极强，其给出一个干净的道德立场，即暴政被推翻，人民获得自由，正义得到伸张。然而紧接着立刻察觉到自己思考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将美国的军事行动与伊朗人民的解放划上了等号，不自觉地分离了「意图」与「结果」，当作两个独立的变数——美国的动机可能是坏的——地缘利益、石油、区域霸权，但结果可能是好的——人民自由，已经是认识论上的陷阱。
在道德哲学中，康德的义务论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行为者的意图，若出于自利而非义务，行为本身即带有道德瑕疵。
功利主义则相反，认为行为的对错仅取决于结果。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提出，追问的是行为者的品格如何塑造行为的质地，以及这种行为方式长期下来会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为了战略利益而非人道目的介入的行为者，其介入方式必然反映其动机，并不会投资于冲突后的制度建设，因为那从来不是目的。也不会系统性地保护平民，因为平民福祉并非目标。只会会宣告胜利然后撤离，因为想要的是摧毁一个对手，不是培育一个民族的繁荣。动机塑造执行方式，执行方式塑造结果，不可分割。
武力推动的政权更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根本性规定，这些攻击构成侵略罪，既非对武装攻击的自卫，也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更无安理会决议授权使用武力。
在阿富汗，美国在 2001 年推翻的塔利班于 2021 年重新掌权。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代价与结果完全不成比例，ISIS 填补了权力真空。利比亚，卡扎菲被推翻后陷入持续的内战，人均收入降至卡扎菲时期峰值的约一半。美国与以色列的声明，暗示政权更替的优先级高于任何替代方案的筹划。然而西方盟友已对华盛顿缺乏连贯的战后策略表达担忧，认为其对冲突后重建和政府过渡的准备微乎其微。
在试图推翻一个面积近四倍于伊拉克、人口超过其两倍的国家的政府时，特朗普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军事行动之一，为经国会授权总统对其动用武装力量对伊朗宣战。
伊朗政府在一月份对示威者的攻击是悲剧性的，但这可能尚未达到证成外国军事干预的门槛。人道干预必须旨在应对正在发生的、压倒性的人道紧急状态，该原则不适用于紧急状态已经过去之后的回溯性干预。
进行干预的国家若本身是导致紧急状态的主要推手，则更难以证成干预的正当性。在抗议进行期间，特朗普曾呼吁伊朗人「夺取你们的机构」，宣称「帮助正在路上」。这个「帮助」，如今以飞弹和女童的尸体呈现。
那么，开头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美国做的是对的事吗？
不是。
不是因为伊朗政权不残暴，其残暴至极；不是因为伊朗人民不值得自由，他们当然值得；而是因为所选择的手段，不论从法律、民主、后果、人道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
然而，在得出这个判断后，再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注意到，「美国是错的」这个结论本身提供了一种舒适感，其诡异地提供一种解消混乱的站立位置，令人不必继续在令人不安的灰色地带停留。
当我最初试图理解这个事件时，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美国轰炸了伊朗，这是好事吗？」在这个句子里，美国是主语，伊朗是受语，9200 万伊朗人民是不可见的，无意识地采取了强权行为者的视角，把美国放在叙事的中心，把另一个民族化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
一个借口，这也许是全球资讯结构的产物。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国际新闻生态中，美国永远是动作的发出者，其他国家是动作的承受者。被喂养的叙事语法本身就内建了这种权力阶序。
在抗议期间，伊朗人民已经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不需要美国的炸弹来告诉他们什么是自由。空袭开始前，这场运动已经是伊朗四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公民抗争。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以美国的军事行动为分析起点，仿佛历史始于轰炸的那一刻。视角的偏移，恰恰是媒体所建构的认知框架最隐蔽的效果。
作为一个既非美国人也非伊朗人的旁观者，我应该如何消化这些资讯？
过去几天，我打开新闻的频率急剧上升。每一次更新都带来新的死亡数字、新的冲突扩散、新的人道危机。我感到一种压迫性的道德负担，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对此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一种更令人不安的感受浮现，开始不想再看这些新闻了，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这个念头让我对自己感到羞愧，我是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苏珊·桑塔格在她生命最后几年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 2003 年出版的《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她考察了当我们透过影像和新闻在远处目睹苦难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自身的特权如何可能与他人的苦难相连。但她也认知到，持续暴露在战争恐怖影像中的效果之一，可能是制造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战争的可怕照片可能只是说服观看者。无论谁都不能一边思考一边打人，思考和暴力是互斥的活动。创造距离以便真正地思考，而非仅仅反应，这与冷漠截然不同。冷漠不会产生痛苦，冷漠是舒适的。
全球媒体生态系统的设计恰恰会制造这一瘫痪，其给人足够的资讯让你感到牵连，但不给予任何行动力。接收到苦难的影像，但不被赋予任何改变现状的结构性权力。于是知识成为一种没有目的的负担。然后人们为想要放下这个负担而感到愧疚，这在第一层痛苦之上又加了第二层痛苦。
那么，从外部观察位置出发的真正道德回应是什么样的？
桑塔格追问的核心问题是——谁造成了照片所呈现的？谁该负责？是否可以原谅？是否不可避免？是否存在某种我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现状，其实应当受到挑战？
面对他人的苦难，感到同情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回应，因为其令人觉得自己不是造成苦难的共谋者。真正的道德工作，是把对苦难的感性反应，转化为对结构的理性追问，我们的特权如何位于同一张地图上，与他们的苦难相连？我们或许不愿想像，但我们的富裕可能暗示着他人的赤贫。
保持清晰思考的能力，拒绝从强权者的视角观看，拒绝将复杂性简化为立场，拒绝让麻木取代思考，在力所能及之处行动，维持自身作为一个有能力关心的人的状态。
截至 3 月 3 日，空袭已覆盖伊朗 24 个省份逾 500 处目标，伊朗红新月会报告至少 787 人死亡。南部 Minab 市 Shajareh Tayyebeh 女子小学遭飞弹击中，约 180 名学童与教职员罹难，多数为 7 至 12 岁女孩。
伊朗随即向以色列、阿联酋、卡达、科威特、巴林、约旦及沙乌地阿拉伯发射飞弹与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荷莫兹海峡，黄金价格飙升至每盎司 5400 美元，超过 1500 架航班在单日内取消。
空袭发生后数小时内，英语 Wikipedia 编辑者便开始争论 条目的标题。最初的条目名称是「2026 Israeli–United States strikes on Iran」（2026 年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随着伊朗对以色列、海湾国家和美军基地发动反击，部分编辑者提出更名为「2026 Iran conflict」或「2026 Iran war」，理由是条目内容已涵盖双向交战，原标题不再准确。
反对更名的编辑者则指出，可靠来源持续将事件描述为美以对伊朗的攻击，更名为去掉行为者主语的「Iran conflict」是一种观点推销，目的在于从标题中抹除西方侵略的主体性。另有人主张应将「strikes」（空袭）改为「attacks」（攻击），因为前者在英语中暗示精准的军事行动，后者则更忠实于实际造成的大规模伤亡。截止撰文，条目命名状态为「2026 Iran conflict」。
此前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伊朗大规模抗议条目的命名同样存在争议，争议点在于「protests」（抗议）还是「uprising」（起义）。彭博社、《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使用「uprising」，但反对者认为该词暗示了组织性和领导层的存在，而这在抗议中并不成立。
英国调查媒体 NPOV 在一月份揭露了亲伊朗政府的 Wikipedia 编辑者如何系统性地清洗涉及伊朗人权纪录的条目内容，包括 1988 年大屠杀的关键资讯、外交官涉及炸弹阴谋的纪录等，这些被操控的叙事随后经由 ChatGPT 等 AI 系统进一步扩散至更广泛的资讯生态系统中。
看似琐碎的编辑室争论，实际触及了认识论问题——我们用什么语言指称一个事件，决定了我们从什么位置理解它，每一个词汇选择都是隐蔽的立场宣示。Wikipedia 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一手认知基础设施，其条目标题在相当程度上建构现实，尤其是对于对事件缺乏直接经验、依赖二手资讯形成判断的包含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之所以从这个切入点开始，是因为它恰好预示了今天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我们试图理解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时，我们使用的语言、采取的视角、占据的位置，如何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情况下，就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判断。
我其实并不具备完备的中东地区研究的专业训练，对伊朗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政治动态的理解有限。时隔一年没有更新突然想写的，是一个非当事国的普通观察者在道德判断上所经历的混乱和自我审视。
对于这次美伊战争的思考，我想从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开始——美国做的是对的事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不少人脑海中至少闪过一次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神权威权政体。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伊朗爆发了自 1979 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蔓延至全国超过 100 座城市。政权以实弹、机枪、无人机对平民进行屠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全国性镇压，估计死亡人数高达 32000 人，伊朗政府自身承认 3117 人死亡。对于一个对自己人民犯下暴行的政权，那么摧毁这个政权，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问题的诱惑力极强，其给出一个干净的道德立场，即暴政被推翻，人民获得自由，正义得到伸张。然而紧接着立刻察觉到自己思考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将美国的军事行动与伊朗人民的解放划上了等号，不自觉地分离了「意图」与「结果」，当作两个独立的变数——美国的动机可能是坏的——地缘利益、石油、区域霸权，但结果可能是好的——人民自由，已经是认识论上的陷阱。
在道德哲学中，康德的义务论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行为者的意图，若出于自利而非义务，行为本身即带有道德瑕疵。
功利主义则相反，认为行为的对错仅取决于结果。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提出，追问的是行为者的品格如何塑造行为的质地，以及这种行为方式长期下来会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为了战略利益而非人道目的介入的行为者，其介入方式必然反映其动机，并不会投资于冲突后的制度建设，因为那从来不是目的。也不会系统性地保护平民，因为平民福祉并非目标。只会会宣告胜利然后撤离，因为想要的是摧毁一个对手，不是培育一个民族的繁荣。动机塑造执行方式，执行方式塑造结果，不可分割。
武力推动的政权更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根本性规定，这些攻击构成侵略罪，既非对武装攻击的自卫，也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更无安理会决议授权使用武力。
在阿富汗，美国在 2001 年推翻的塔利班于 2021 年重新掌权。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代价与结果完全不成比例，ISIS 填补了权力真空。利比亚，卡扎菲被推翻后陷入持续的内战，人均收入降至卡扎菲时期峰值的约一半。美国与以色列的声明，暗示政权更替的优先级高于任何替代方案的筹划。然而西方盟友已对华盛顿缺乏连贯的战后策略表达担忧，认为其对冲突后重建和政府过渡的准备微乎其微。
在试图推翻一个面积近四倍于伊拉克、人口超过其两倍的国家的政府时，特朗普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军事行动之一，为经国会授权总统对其动用武装力量对伊朗宣战。
伊朗政府在一月份对示威者的攻击是悲剧性的，但这可能尚未达到证成外国军事干预的门槛。人道干预必须旨在应对正在发生的、压倒性的人道紧急状态，该原则不适用于紧急状态已经过去之后的回溯性干预。
进行干预的国家若本身是导致紧急状态的主要推手，则更难以证成干预的正当性。在抗议进行期间，特朗普曾呼吁伊朗人「夺取你们的机构」，宣称「帮助正在路上」。这个「帮助」，如今以飞弹和女童的尸体呈现。
那么，开头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美国做的是对的事吗？
不是。
不是因为伊朗政权不残暴，其残暴至极；不是因为伊朗人民不值得自由，他们当然值得；而是因为所选择的手段，不论从法律、民主、后果、人道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
然而，在得出这个判断后，再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因为我注意到，「美国是错的」这个结论本身提供了一种舒适感，其诡异地提供一种解消混乱的站立位置，令人不必继续在令人不安的灰色地带停留。
当我最初试图理解这个事件时，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美国轰炸了伊朗，这是好事吗？」在这个句子里，美国是主语，伊朗是受语，9200 万伊朗人民是不可见的，无意识地采取了强权行为者的视角，把美国放在叙事的中心，把另一个民族化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
一个借口，这也许是全球资讯结构的产物。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国际新闻生态中，美国永远是动作的发出者，其他国家是动作的承受者。被喂养的叙事语法本身就内建了这种权力阶序。
在抗议期间，伊朗人民已经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不需要美国的炸弹来告诉他们什么是自由。空袭开始前，这场运动已经是伊朗四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公民抗争。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以美国的军事行动为分析起点，仿佛历史始于轰炸的那一刻。视角的偏移，恰恰是媒体所建构的认知框架最隐蔽的效果。
作为一个既非美国人也非伊朗人的旁观者，我应该如何消化这些资讯？
过去几天，我打开新闻的频率急剧上升。每一次更新都带来新的死亡数字、新的冲突扩散、新的人道危机。我感到一种压迫性的道德负担，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对此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一种更令人不安的感受浮现，开始不想再看这些新闻了，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这个念头让我对自己感到羞愧，我是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苏珊·桑塔格在她生命最后几年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 2003 年出版的《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她考察了当我们透过影像和新闻在远处目睹苦难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自身的特权如何可能与他人的苦难相连。但她也认知到，持续暴露在战争恐怖影像中的效果之一，可能是制造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战争的可怕照片可能只是说服观看者。无论谁都不能一边思考一边打人，思考和暴力是互斥的活动。创造距离以便真正地思考，而非仅仅反应，这与冷漠截然不同。冷漠不会产生痛苦，冷漠是舒适的。
全球媒体生态系统的设计恰恰会制造这一瘫痪，其给人足够的资讯让你感到牵连，但不给予任何行动力。接收到苦难的影像，但不被赋予任何改变现状的结构性权力。于是知识成为一种没有目的的负担。然后人们为想要放下这个负担而感到愧疚，这在第一层痛苦之上又加了第二层痛苦。
那么，从外部观察位置出发的真正道德回应是什么样的？
桑塔格追问的核心问题是——谁造成了照片所呈现的？谁该负责？是否可以原谅？是否不可避免？是否存在某种我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现状，其实应当受到挑战？
面对他人的苦难，感到同情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回应，因为其令人觉得自己不是造成苦难的共谋者。真正的道德工作，是把对苦难的感性反应，转化为对结构的理性追问，我们的特权如何位于同一张地图上，与他们的苦难相连？我们或许不愿想像，但我们的富裕可能暗示着他人的赤贫。
保持清晰思考的能力，拒绝从强权者的视角观看，拒绝将复杂性简化为立场，拒绝让麻木取代思考，在力所能及之处行动，维持自身作为一个有能力关心的人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