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Elisa Maria Wirsching 的 一项研究 ，试图探讨官僚机构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权力，挑战传统对官僚─政治家关系的理解，揭示官僚机构如何通过「策略性怠工」（strategic shirking）来对抗政治原则，借此影响选民以施压民选官员。Elisa Maria Wirsching 将在今年 9 月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系担任助理教授。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
Wirsching 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了「主理人─代理人」（principal-agent）关系的运作机制。过往研究普遍聚焦于官僚系统透过明确的政治参与方式——如集体谈判、竞选捐款、政治动员——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她的研究则揭示了更为基础的影响机制——官僚可透过「策略性怠工」以操纵公共服务供给，间接施展政治影响力。
传统的主理人—代理人模型将官僚视为由政治家（主理人）授权的执行者（代理人），其行为逻辑主要在于回应政治家的政策意图或因个人偏好而偏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关键维度，即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作为「主理人」同时也面临着选民的问责压力，而官僚系统则恰恰位于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中介位置，控制着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这种结构性位置赋予了官僚潜在的政治权力，使其能够在与政治家的互动中获取超出职权范围的政治影响力。
现有关于官僚政治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显性的政治参与形式上，如工会对地方选举的捐款、背书、政治动员或游说等。然而这些研究低估了官僚系统更为基础、也更为隐性的影响机制，即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本身就赋予了官僚系统政治杠杆。当官僚与政治家在政策偏好上发生冲突时，官僚可以透过「杠杆式怠工」（leverage shirking）来操纵服务供给，从而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间接对抗不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这种「杠杆式怠工」理论框架建立在几个关键假设之上：（1）选民难以准确区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是源于政策设计的缺陷还是官僚执行不力；（2）官僚系统对服务供给的控制使其能够影响选民对政治家的评价；（3）在特定条件下，官僚有动机利用这种结构优势来对政治家施加压力。
为检验这一理论，Wirsching 选择了 2020 年纽约市警察局（NYPD）预算削减的案例。警察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自主性，警察工会组织严密且利益凝聚力强，同时警察服务的质量对选民具有高度可见性但责任归属相对模糊。而在 George Floyd 事件后，纽约市面临强大的警察改革压力，市议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票通过削减 NYPD 的 2021 财年预算 10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财年的 56 亿美元减少了约18%的资金，同时冻结警员招聘。议会的投票结果为 32 名议员支持削减预算，17 名议员反对，高度分歧的投票结果与过去三年预算一致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偏好分化样本。
为了确保因果推断的可靠性，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空间不连续性（spatial discontinuities）设计，分析了超过 900 万笔 911 报警资料，比较了支持和反对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警察回应时间的变化。为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回应时间的因素，研究同时分析了预算在同期实际增加、组织架构和工会化程度上较为相似的纽约消防局（FDNY）的回应时间作为对照。
关键发现显示，在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选区中，911 警方回应时间相较于消防部门平均增加了 1 分 20 秒，增加约 10%，延迟主要发生在警察拥有较大裁量权的事件类型上，如非进行中犯罪、争端和车辆事故。处理效应分析显示，这种差异最显著地出现在回应时间分布的上部分位数，表明警察可能主要通过延迟处理某些类型的报警来表达不满。
此外，警察工会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佐证了这种策略性反应的存在。例如，纽约警察工会公开批评支持削减预算的议员，并利用选民对犯罪的恐惧来施压政治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Wirsching 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排除了各种替代解释——首先，研究证实不同选区的报警数量和类型在预算投票前后基本保持一致，排除了民众报警行为变化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其次，分析表明支持削减预算的选区并未因此获得更少的警力配置，否定了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解释；第三，在控制了城市各区抗议活动的地理分布后，主要结果仍然显著，说明结果并非源于公众对警察的态度差异；最后，研究发现警察主动介入的案件（officer-initiated calls）在不同选区间并无显著差异，否定了纯粹士气下降或回避风险等非策略性动机的解释。
Wirsching 的研究对民主治理有不小的启示。
首先，其揭示了政治课责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潜在弱点，即专业化、高度独立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利用其结构性优势抵抗民主决策，质疑了公共行政领域中长期主张的完全隔离官僚与政治干预的观点。其次，研究结果深化了对警察改革难度的理解，若警察系统能够策略性地操纵公共安全感知以施压政治家，那么即使在强大的公众支持下，实质性改革也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