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下的「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究竟是一种治理进步，还是统治技术的精进？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近期，香港城大的 Howard H. Wang、Edmund W. Cheng，中大的 Xi Chen、Hai Liang在《Governance》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Wang, et al. 2024），或许为理解中国政府回应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最大的网上信访平台上超过23万条公民诉求，以及武汉地方信访网站上79万余条信访数据，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相较于普通诉求，投诉类信息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实质性回应。
过往研究认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威胁，对制度化渠道内的日常互动关注不足。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个体投诉，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政府回应。
即使在新冠疫情前2019年武汉数据中，投诉类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具体回应，差异化回应并非危机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此外，地方平台在问题解决率方面的表现不如全国性平台。
研究发现，这种制度化的反馈机制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其一是上级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其二是基层官员的自我保护动机，其三是防范潜在风险的主动治理思维。具体而言，对投诉的高质量回应有助于政府获取真实的负面信息，同时也能降低基层官员因动荡事件升级而承担问责风险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政府回应质量，包括回复的时效性、回应的具体程度、行动承诺以及问题解决情况。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处理层级数据结构，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了政府差异化回应背后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约6.70%的效应是通过负面信息收集机制实现的，而1.36%-3.29%的效应则源于基层官员规避风险的考量。在控制了投诉者特征、领导人特征和城市特征等变量后，投诉类信息获得实质性回应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投诉类信息。
数字治理时代，在线投诉平台的普及降低了政民沟通成本，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获取民意信息的渠道。在线投诉平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减压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化的「回应」机制是否成为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社会控制工具？当欣喜于投诉得到「快速处理」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科层体系中被驯化的主体？当每个人都成为了投诉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案，社会的集体行动力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