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pedia 上各种语言对 LGBT 家庭教育的概述中，都提及了同性家庭对子女的养育不差于异性家庭，也有研究支持可能更好。近年来许多学科也围绕这一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与许多国家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及其带来的政策辩论有很大关联。最近发在 ASR 的一篇研究，基于荷兰的行政人口的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进行分析，说明同性双亲抚养子女的学业成绩表现较佳（Mazrekaj, De Witte & Cabus, 2020）。既是老生常谈的议题，这篇研究的特点不在结果，在于方法和数据。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论文 #学者
以往关于同性家庭教育的研究，多依赖于小规模的便利样本，或是基于横断面调查资料（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样本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数据，前者缺乏样本有效性和统计能力支持，后者存在难以区分原生同性双亲子女和异性父母离异后同性双亲子女，以及子女于何种环境下抚养成长的问题。此篇研究则以纵贯性数据（longitudinal data）为基础，以应对这一问题；也利用表亲固定效应（cousin fixed effects）和粗粒度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改善共变量平衡（covariate balance）和模型依赖。
研究数据来自1995 年至 2019 年涵盖荷兰全国人口的基于自动化市政人口记录的数据，其中包含居民单独 PIN、双亲识别码、伴侣身份标识（婚姻状况以识别继父母）、儿童识别码（包含是否被收养与年份）、居住地（以判断同地址的家庭）等资料。儿童学业能力数据来自 2008–2009、2018–2019 学年的小学教育成绩资料，采用标准化考试成绩 cito-Test，而非校内粗略衡定或存在主观标准的教师评定成绩。其中三分之一取得中学文凭，也包括双亲是否有高中文凭。样本总共 1204692 名儿童，其中 2971 位的双亲为同性伴侣（0.25%）。2971 位同性双亲儿童中，2786 位的双亲为女同性恋伴侣，185 位为男同性恋双亲，以及 100 余万异性父母子女。这 2971 名儿童，还可分为原生同性双亲的 1390 名、领养的 50 名，及来自异性父母的 1531 名。这一纵贯性资料，除了上述可以了解家庭结构的有点，也避免了人口普查数据中因家庭以户主为对象，难以区分与家长不同标识符的同一家庭亲戚的误读问题。
结果表示，从出生起被同性双亲抚养的儿童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成绩优于不同性别双亲抚养的儿童。至初等教育结束，同性双亲抚养子女毕异性双亲抚养子女表现好，0.14 标准差。或许是因父母离异造成负面影响，之后与同性双亲生活的子女，比一直与异性双亲生活的子女表现差一点。同性双亲子女比异性双亲子女高中毕业可能性高 4.8。排除同性伴侣通常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能力，依然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收养与生育高昂费用、繁琐程序与人工受精低成功率等，形成的社会经济选择效应，以及筛选伴侣间的忠诚度，避免异性伴侣间意外怀孕等，这些社会经济特征与动机，抵消了以往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对同性双亲子女表现的负面预测的理论。
这篇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在文中已指出。比如荷兰行政数据中不包括对性取向的测量，无法确定单亲家长是否为同性恋。再有，上面所列的样本分布，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样本数字差异很大，追踪比例也差距较大，学段也不足以判断学业成绩，以及基于此成为政策辩论的论据的能力。男同性恋双亲样本过小，这点研究者自己也提到。虽然结论类似，但这篇研究的结果主要还是基于女同性恋双亲及其子女的。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女同性恋的生育障碍低于男同性恋，荷兰和瑞典的行政数据中 95% 是女同性恋双亲，美国是 70%。荷兰等国可以选择良好特征的捐赠者，双方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一方受孕，基因筛选过程或影响孩童成长。另外女同性恋双亲相比男同性恋双亲和异性恋父母可能花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沟通，与孩子增进亲密关系。 而相较于这些女同性恋双亲养育子女的独特优势，男同性恋伴侣还面临其他难题，也是造成少有子女的原因。比如许多国家提供便利的法律进展缓慢，生母需要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男同性恋伴侣需要通过繁琐法律程序共同申请收养，而女性同性恋伴侣往往不存在这种限制，因为其中一方通常为生母；异性伴侣离异后，孩子通常与母亲在一起生活，若父亲为同性恋，则孩子会与母亲（及其新伴侣）生活在一起。
另外，对儿童成绩的判断采用标准化考试，虽然避免模糊判断，但是否适合作为判断个人发展的指标也存在教育伦理的争议，况且观测学段有限。再如异性伴侣离异后，具体的子女与离异父母的生活安排从调查数据中是不得而知的。荷兰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也表示，同性伴侣的离异概率更高，或许也有未纳入视野内的儿童学业表现。而这篇研究之所以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争议引领下，选择了荷兰的数据，也是因为长久以往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是在长期的同性婚姻不合法状况下编制的。但不同文化、社会、教育制度等时空差异下，有多少可资借鉴的共同点也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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