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同祖父母吃饭时闲聊，令我惊讶的是，祖父让我要学习「社会学」。

「你们年轻人不懂社会科学，又叫社会学。没看过，也没听讲过，一般人也不知道。社会学是难买的，靠的是社会经验，自古至今没有卖的。经历的，看到的，才能学到。过去茶馆、酒馆、大烟馆、妓院，高层干部都是出入这些场所。你要是想打听消息，倒一杯茶就能听到。这里听听，那里听听，都是南来北往的。酒喝多了，当官的就……」

当然这不是学术学科的社会学，不过强调亲身参与也让我想到葛芬柯的俗民方法论（Garfinkel, 1967），以及经常卧底研究的高夫曼。高夫曼 1949 年至 1951 年在苏格兰一海岛上的民宿工作，观察研究岛上居民沟通行为，并写下博士论文（Goffman, 1953）。此后 1955 年他在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做运动指导助理，期间观察医院运作，之后发表出版了相关论著（Goffman, 1959, 1961）。他在赌场发牌员的经历也成为其许多研究的来源。

随后又聊到了下午中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于是他回忆起反右派、文革以及直到今日的官僚主义与威权治理的中国政治生活常态中的种种。

「什么七大、八大、九大人大会议，什么浙江组，十几个省，那个联络员是搞什么的？跑到各个组，看有多少人反对，找这些人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再不改，对不起，要治你了。十几个省小组都跑遍了，没有反对了，会可以开了。那么多反对，会能开吗？最后几个顽固分子，那就算了。」

「宪法都能改，党章都能改（按道理是不能改的），还有什么不能改？」

「上报写的，广播播的，大会上讲的，那都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