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
my sociological commonplace 📒
rss: https://sociologist.vercel.app
clips: @thesocclip
cinema: https://t.me/+-fGMCxdERaIxZjE1
lib: @thesoclib
CC BY-NC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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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 Media 在 Google News Initiative 的 Innovation Challenge 的资助下建立了一个资源工具——「Language, Please」，是由作家、编辑、设计师、工程师、行业领袖、DEI倡导者、人力资源和法律专业人士等组成的多元化团体的共同编辑，为所有记者和讲故事者提供的生动资源，帮助寻求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相关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报道。这一专案的风格指南也列出了所参考的丰富 资源。
在标准不断变化之下，Language, Please 系统提供这些辩论的更大背景，挖掘术语历史。这一资源工具包括跨越六个主要类别的风格指南——边界与人口，阶级与社会地位，残疾、神经多样性与慢性病，社会性别与性倾向，心理健康、创伤与药物使用，以及种族与民族。
比如在社会性别与性倾向类别中，第一条「don’t ask, don’t tell（不问，不说）」也正好对于近期 Apple TV+ 剧集 For All Mankind 中 New Eden 一集中架空设定的真实来源做了解释。
「政治正确」和「语言警察」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的用语精确的目的，是呼吁创建尊重与包容的环境，后者则是威权家长制下的，来自权力的镇压或被驯化的个体的自我审查。长期浸淫在保守的、集体的畸形环境下的人，喜爱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扭曲的贬义，责令被排斥的、边缘化的、弱势的群体噤声。注意你的语言，不是限缩你言论表达的自由，而是尊重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
在标准不断变化之下，Language, Please 系统提供这些辩论的更大背景，挖掘术语历史。这一资源工具包括跨越六个主要类别的风格指南——边界与人口，阶级与社会地位，残疾、神经多样性与慢性病，社会性别与性倾向，心理健康、创伤与药物使用，以及种族与民族。
比如在社会性别与性倾向类别中，第一条「don’t ask, don’t tell（不问，不说）」也正好对于近期 Apple TV+ 剧集 For All Mankind 中 New Eden 一集中架空设定的真实来源做了解释。
「政治正确」和「语言警察」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的用语精确的目的，是呼吁创建尊重与包容的环境，后者则是威权家长制下的，来自权力的镇压或被驯化的个体的自我审查。长期浸淫在保守的、集体的畸形环境下的人，喜爱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扭曲的贬义，责令被排斥的、边缘化的、弱势的群体噤声。注意你的语言，不是限缩你言论表达的自由，而是尊重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
之前提及的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存取期刊 Made In China，最近其姐妹刊物 Global China Pulse 创刊号 也正式发布，专门讨论 The People’s Map of Global China 地图所涉及的「全球中国」的各个方面。相比之下，这份新的刊物更加关注中国在国际间的足迹。编辑团队认为，「国内」和「全球」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中国的内部问题往往不能与更广泛的国际趋势分开，过去十年来「全球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审视，这一重要而有争议的主题值得单独出版和独立发表。
「全球中国」是指中国的资本、人力资源、制度、规范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移民、多边金融机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化、中国资助的全球媒体网络、高等教育的合资企业、文化外交、医疗援助的全球化和环境倡议等。这些项目图片同时也是权力过程，涉及在地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社区的抵抗与适应。《作为方法的全球中国》（Global China as Method）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 开放存取 出版了。
而 The People’s Map of Global China 是一个互动、开放的在线地图 ，与非政府组织、记者、工会、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合作，试图从物质、空间、经济、政治和人文的角度来追踪全球中国。地图由国家和项目概况组成，可按项目参数、参与的中国公司和银行以及其社会、政治和环境影响分类。 之所以是「People’s」，是因为重点聚焦在那些受中国影响较大的人们的经历上，关注与劳工权利、环境、土地、原住民社区等相关的问题，希望被政治和商业精英边缘化的在地声音得以表达，为政策制定、研究和国际行动提供资源。Global China Pulse 就是这项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地图的外延，在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同时支持开放存取，打破限制思想自由流通的商业出版对学术研究的限制。
除此之外，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张力的学术研究，最近也有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值得一读。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上有一篇中国公众对于国际援助政策不满的研究（Wang & Cooper 2022），另一篇「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的全球形象（Qi et al 2022）。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越南遭遇温和的抵制，越南也两手操纵，与台湾的「新南向」之间寻求平衡而满足利益（Huang & Tung 2022）；China Review 上另一篇文章对中国战狼外交的语言实证分析（Dai & Luqiu 2022）。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上一篇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的公众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反感和担忧，但同时公众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平台的投资也保持着高支持率，在感知抽象的长期风险时，更加关注个人的短期收益，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美国的 Apple 在中国依然很受欢迎（Rabe & Kostka 2022）。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一篇文章基于 1996-2014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与潜在进口国以外的国家政治关系，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大宗商品从潜在进口国进口扩张的，结果显示，商品的政治属性越明显，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就越大，具有重要政治属性的商品的进口扩张有赖直接双边关系的改善（Yi & Sun 2022）。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上的一篇文章对比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在援助非洲方式上的区别，以及造成对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世界银行或中国的援助增加了冲突或社会动荡，但中国的援助与威权规范的接受度增加有相关，而世界银行的援助则多对民主的支持有关（Gehring et al 2022）。
「全球中国」是指中国的资本、人力资源、制度、规范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移民、多边金融机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化、中国资助的全球媒体网络、高等教育的合资企业、文化外交、医疗援助的全球化和环境倡议等。这些项目图片同时也是权力过程，涉及在地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社区的抵抗与适应。《作为方法的全球中国》（Global China as Method）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 开放存取 出版了。
而 The People’s Map of Global China 是一个互动、开放的在线地图 ，与非政府组织、记者、工会、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合作，试图从物质、空间、经济、政治和人文的角度来追踪全球中国。地图由国家和项目概况组成，可按项目参数、参与的中国公司和银行以及其社会、政治和环境影响分类。 之所以是「People’s」，是因为重点聚焦在那些受中国影响较大的人们的经历上，关注与劳工权利、环境、土地、原住民社区等相关的问题，希望被政治和商业精英边缘化的在地声音得以表达，为政策制定、研究和国际行动提供资源。Global China Pulse 就是这项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地图的外延，在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同时支持开放存取，打破限制思想自由流通的商业出版对学术研究的限制。
除此之外，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张力的学术研究，最近也有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值得一读。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上有一篇中国公众对于国际援助政策不满的研究（Wang & Cooper 2022），另一篇「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的全球形象（Qi et al 2022）。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越南遭遇温和的抵制，越南也两手操纵，与台湾的「新南向」之间寻求平衡而满足利益（Huang & Tung 2022）；China Review 上另一篇文章对中国战狼外交的语言实证分析（Dai & Luqiu 2022）。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上一篇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的公众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反感和担忧，但同时公众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平台的投资也保持着高支持率，在感知抽象的长期风险时，更加关注个人的短期收益，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美国的 Apple 在中国依然很受欢迎（Rabe & Kostka 2022）。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一篇文章基于 1996-2014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与潜在进口国以外的国家政治关系，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大宗商品从潜在进口国进口扩张的，结果显示，商品的政治属性越明显，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就越大，具有重要政治属性的商品的进口扩张有赖直接双边关系的改善（Yi & Sun 2022）。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上的一篇文章对比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在援助非洲方式上的区别，以及造成对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世界银行或中国的援助增加了冲突或社会动荡，但中国的援助与威权规范的接受度增加有相关，而世界银行的援助则多对民主的支持有关（Gehring et al 2022）。
2022年7月8日日本时间标准时间上午11:30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距离近畿日本铁道大和西大寺站北口向东50米的车道之间的安全地带进行第26届参议院议员普选的街头演讲时，被一把自制双管霰弹枪从背后两度开枪射击，右颈部、左胸受伤，导致心肺停止跳动，随后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谋杀未遂而被捕的嫌疑人发表声明，表示因对前首相安倍晋三不满，而作为暗杀目标，同时表示并非对其政治信仰的怨恨。
对政治暗杀的社会学分析表明，暗杀，作为一种单一性或经常性的极端主义行为，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可以从社会现象角度来研究这种政治暴力，在功能性行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如同许多形式的极端行为一样，暗杀可能是社会早期预警，揭示社会关系中正在发展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冲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原子化个体的明显无意义的暗杀行为可能是由于政治团体对其利用，或是由于暗杀者对与受害者无关的挫折和社会问题的释放。暗杀可以合理地满足革命、社会融合或个人抗议的目标，通常是作为一系列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发生，并可能具有传染性。
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暗杀行为。
暗杀指谋杀知名公众人物、政治对手、杰出或重要的任务，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治家、皇室成员等，是最古老的权力斗争工具之一，也是某些精神变态症的表征，可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和部落结构。暗杀原因，可能是政治或军事动机，比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另外也有经济利益、报仇、获得名声或恶名的愿望，或是来自军事、安全、叛乱或秘密警察组织的命令而进行暗杀。
古代历史中，考底利耶（Kautilya 或 Chanakya，约公元前350-283年）是一位古印度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皇家顾问，在他的政治论文《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详细描述了暗杀。他的学生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 Maurya），孔雀王朝的开国君主，后来就利用暗杀来对付敌军，包括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两位将军尼卡诺尔和腓力。中国战国时代末期，秦国称霸，燕太子丹在这种威胁之下，委派荆轲刺秦王政，刺杀失败荆轲被当场杀死。《旧约》中友弟德传描述了年轻貌美的寡妇友第德主动带领女奴出城，用美色诱惑亚述军主帅，夜里将其主帅割头。在罗马共和国灭亡时，暗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工具，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且是为了影响政策，比如凯撒被刺杀，而凯撒的曾孙卡利古拉也是被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刺杀身亡；在当时的政治圈中，很少有对暗杀表示道德愤慨。
随着中世纪的到来，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对于暗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开始形成。蓄意弑君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新的思想，即当国王的统治变得暴虐时可以将其杀死，这种思想也获得认可。一些欧洲君主和其他领导人物在宗教战争期间或被宗教反对者暗杀，例如法国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以及新教荷兰的沉默者威廉，也有许多宗教反对者针对统治者的暗杀阴谋没有成功，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暗杀也成为宗教领域的一种工具。例如，圣多马·贝克特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提升为坎特伯里总教区总主教，但他因为反对亨利二世对教会的干涉而与亨利二世反目，试图把教会的司法权收回时，请求教宗的干预，触怒了亨利二世。1170年12月29日，他因被亨利二世支持的四位男爵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刺杀而殉道。阿萨辛派（Hashshashin）是中世纪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穆斯林团体，以近身搏斗的方式进行暗杀而闻名，assassin这个词就是从他们团体的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封建幕府日本，贵族和农民雇用忍者来监视敌对派系，进行纵火和破坏活动，以及渗透和暗杀活动。
16至17世纪，国际律师开始对暗杀领导人的行为表示谴责。八十年战争期间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军事法官Balthazar Ayala被称为是「首个谴责在外交政策中使用暗杀的杰出法学家」。「国际法之父」Alberico Gentili在1598年的 De Iure Belli Libri Tres 中谴责暗杀行为。胡果·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严格禁止暗杀，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允许杀人。
进入现代，政治意志冲突的利害关系不 断扩大到全球范围，暗杀事件的数量也同时成倍增加。仅在俄罗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有五位沙皇及其家人被暗杀；在英国，有一位首相曾被暗杀，即斯宾塞·珀西瓦尔。在美国100年内，有四位总统被成功暗杀，最引人注目的暗杀受害者是林肯，另外三位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肯尼迪；杰克逊、罗斯福、杜鲁门、福特和里根在暗杀中幸存。在欧洲，斐迪南大公遇刺，令奥匈帝国愤怒，因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20世纪可能也是民族国家首次开始训练刺客，专门用于对付所谓的国家敌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训练了一批捷克斯洛伐克特工，暗杀纳粹领导人海德里希，军情六处、美国战略事务局（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和苏联施密尔舒（SMERSH）都曾多次暗杀希特勒。1943年，美国军方利用解码后的传输知识对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进行了定点清除。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父甘地被刺杀。20世纪30至4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联境外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如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Yevhen Konovalets、公开与苏联决裂的托洛茨基主义者Ignace Reiss、第四国际秘书Rudolf Klement、第四国际创建者托洛茨基、加泰罗尼亚马统工党领导人。
冷战期间，因国家间意识形态分化严重，政治暗杀的数量急剧增加，民主世界和共产世界的信徒更愿意为这种杀戮行为提供辩护和资金。大多数大国否认冷战时期的暗杀策略，而暗杀者的秘密非法训练至今仍在继续，俄罗斯、以色列、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其他国家被指控参与暗杀行动。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伊斯兰新政府开始了一场国际暗杀运动，持续到1990年代，在19个国家至少有162起杀人事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层有关；在米科诺斯餐厅遇刺事件后，德国法院公开指控政府高级成员，并对伊朗情报部门负责人Ali Fallahian发出逮捕令，该运动告一段落。卡斯特罗曾数次险些死在中情局及其支持的叛军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驻拉丁美洲的特工Dan MitrioneDan训练当地警察使用酷刑，后被图帕马罗斯游击队暗杀。苏联克格勃创造性地利用暗杀来对付高调叛逃者，如乔治·马可夫。以色列的摩萨德也利用这种暗杀来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政治家和革命者。恐怖组织也经常会以其他战斗人员以及非战斗人员为目标，1989年爱尔兰律师帕特里克-菲纽肯Patrick Finucane被阿尔斯特防卫协会暗杀。新科技也令定点清除更容易远程完成，例如高精度巡航导弹和作战无人机。1981年，里根发布了第12333号行政命令，将福特政府于1976年首次制定的政策编入法律，表示任何受雇于美国政府或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人都不得从事或阴谋从事暗杀活动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家也遭暗杀，1965年2月21日，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X在奥杜邦舞厅被暗杀，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被暗杀。在印度，旁遮普省和斯里兰卡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下，1984年总理英迪拉·甘地被暗杀，其子拉吉夫·甘地于1991年被暗杀。
冷战之后，1994年，在卢旺达内战期间，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被暗杀，引发了20世纪末最血腥事件之一的卢旺达大屠杀。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于被右翼激进犹太主义分子伊盖尔·阿米尔用一把装有自制达姆弹的九毫米口径左轮手枪袭击暗杀。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于被暗杀，引发了联合国的调查，由此产生的梅利斯报告暗示叙利亚参与其中，从而引发了雪杉革命，革命结束了叙利亚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
在俄罗斯后共产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过程中采用了暗杀策略，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作为目标。1996年4月21日，车臣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被俄罗斯空军的空袭炸死；2005年3月8日，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炸死；2006年7月10日，车臣反政府武装沙米尔·巴萨耶夫，或为俄罗斯有针对性的袭击。2006年，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放射性元素钋-210暗杀，而涉嫌暗杀利特维年科的克格勃保镖安德烈·卢戈沃伊，后来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暗杀事件鲜少被了解和关注。1994年，北京市建国门外，解放军中尉田明在军营内射杀军官及士兵，在建国门杀死一名伊朗外交官及其子在内的17名平民及11名士兵和警察。1996，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其住所附近的武警执勤张金龙刺杀。2002，外交官王建平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遭到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刺杀。2003，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办公室内被一家倒闭企业的厂长冯引亮枪杀身亡。2008，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市公安局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2011年，揭露了地沟油的生产的记者李翔在回家途中遭刺杀。2012，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其妻舅周云铁锤击砸而死。2017年，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恕在市会展中心，持枪连续射击正在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随后自杀身亡。2021年，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该学院的「青年研究员」姜文华割喉。
……
在历史过往中，有大量的政治家被暗杀，虽然民主国家也有遭到暗杀的情况，但在独裁和专制国家似乎有明显的普遍性，但专制和独裁国家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太低，甚至无法进行严谨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分析。权力分配和权力下放，加强公民社会，才能可以大大减少刺杀政治家的动机，才不会有那么多人分享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对政治暗杀的社会学分析表明，暗杀，作为一种单一性或经常性的极端主义行为，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可以从社会现象角度来研究这种政治暴力，在功能性行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如同许多形式的极端行为一样，暗杀可能是社会早期预警，揭示社会关系中正在发展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冲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原子化个体的明显无意义的暗杀行为可能是由于政治团体对其利用，或是由于暗杀者对与受害者无关的挫折和社会问题的释放。暗杀可以合理地满足革命、社会融合或个人抗议的目标，通常是作为一系列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发生，并可能具有传染性。
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暗杀行为。
暗杀指谋杀知名公众人物、政治对手、杰出或重要的任务，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治家、皇室成员等，是最古老的权力斗争工具之一，也是某些精神变态症的表征，可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和部落结构。暗杀原因，可能是政治或军事动机，比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另外也有经济利益、报仇、获得名声或恶名的愿望，或是来自军事、安全、叛乱或秘密警察组织的命令而进行暗杀。
古代历史中，考底利耶（Kautilya 或 Chanakya，约公元前350-283年）是一位古印度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皇家顾问，在他的政治论文《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详细描述了暗杀。他的学生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 Maurya），孔雀王朝的开国君主，后来就利用暗杀来对付敌军，包括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两位将军尼卡诺尔和腓力。中国战国时代末期，秦国称霸，燕太子丹在这种威胁之下，委派荆轲刺秦王政，刺杀失败荆轲被当场杀死。《旧约》中友弟德传描述了年轻貌美的寡妇友第德主动带领女奴出城，用美色诱惑亚述军主帅，夜里将其主帅割头。在罗马共和国灭亡时，暗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工具，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且是为了影响政策，比如凯撒被刺杀，而凯撒的曾孙卡利古拉也是被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刺杀身亡；在当时的政治圈中，很少有对暗杀表示道德愤慨。
随着中世纪的到来，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对于暗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开始形成。蓄意弑君的情况极为罕见，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新的思想，即当国王的统治变得暴虐时可以将其杀死，这种思想也获得认可。一些欧洲君主和其他领导人物在宗教战争期间或被宗教反对者暗杀，例如法国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以及新教荷兰的沉默者威廉，也有许多宗教反对者针对统治者的暗杀阴谋没有成功，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暗杀也成为宗教领域的一种工具。例如，圣多马·贝克特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提升为坎特伯里总教区总主教，但他因为反对亨利二世对教会的干涉而与亨利二世反目，试图把教会的司法权收回时，请求教宗的干预，触怒了亨利二世。1170年12月29日，他因被亨利二世支持的四位男爵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刺杀而殉道。阿萨辛派（Hashshashin）是中世纪阿富汗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穆斯林团体，以近身搏斗的方式进行暗杀而闻名，assassin这个词就是从他们团体的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封建幕府日本，贵族和农民雇用忍者来监视敌对派系，进行纵火和破坏活动，以及渗透和暗杀活动。
16至17世纪，国际律师开始对暗杀领导人的行为表示谴责。八十年战争期间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军事法官Balthazar Ayala被称为是「首个谴责在外交政策中使用暗杀的杰出法学家」。「国际法之父」Alberico Gentili在1598年的 De Iure Belli Libri Tres 中谴责暗杀行为。胡果·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严格禁止暗杀，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允许杀人。
进入现代，政治意志冲突的利害关系不 断扩大到全球范围，暗杀事件的数量也同时成倍增加。仅在俄罗斯，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有五位沙皇及其家人被暗杀；在英国，有一位首相曾被暗杀，即斯宾塞·珀西瓦尔。在美国100年内，有四位总统被成功暗杀，最引人注目的暗杀受害者是林肯，另外三位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肯尼迪；杰克逊、罗斯福、杜鲁门、福特和里根在暗杀中幸存。在欧洲，斐迪南大公遇刺，令奥匈帝国愤怒，因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20世纪可能也是民族国家首次开始训练刺客，专门用于对付所谓的国家敌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训练了一批捷克斯洛伐克特工，暗杀纳粹领导人海德里希，军情六处、美国战略事务局（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和苏联施密尔舒（SMERSH）都曾多次暗杀希特勒。1943年，美国军方利用解码后的传输知识对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进行了定点清除。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父甘地被刺杀。20世纪30至4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在苏联境外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如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Yevhen Konovalets、公开与苏联决裂的托洛茨基主义者Ignace Reiss、第四国际秘书Rudolf Klement、第四国际创建者托洛茨基、加泰罗尼亚马统工党领导人。
冷战期间，因国家间意识形态分化严重，政治暗杀的数量急剧增加，民主世界和共产世界的信徒更愿意为这种杀戮行为提供辩护和资金。大多数大国否认冷战时期的暗杀策略，而暗杀者的秘密非法训练至今仍在继续，俄罗斯、以色列、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和其他国家被指控参与暗杀行动。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伊斯兰新政府开始了一场国际暗杀运动，持续到1990年代，在19个国家至少有162起杀人事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层有关；在米科诺斯餐厅遇刺事件后，德国法院公开指控政府高级成员，并对伊朗情报部门负责人Ali Fallahian发出逮捕令，该运动告一段落。卡斯特罗曾数次险些死在中情局及其支持的叛军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驻拉丁美洲的特工Dan MitrioneDan训练当地警察使用酷刑，后被图帕马罗斯游击队暗杀。苏联克格勃创造性地利用暗杀来对付高调叛逃者，如乔治·马可夫。以色列的摩萨德也利用这种暗杀来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政治家和革命者。恐怖组织也经常会以其他战斗人员以及非战斗人员为目标，1989年爱尔兰律师帕特里克-菲纽肯Patrick Finucane被阿尔斯特防卫协会暗杀。新科技也令定点清除更容易远程完成，例如高精度巡航导弹和作战无人机。1981年，里根发布了第12333号行政命令，将福特政府于1976年首次制定的政策编入法律，表示任何受雇于美国政府或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人都不得从事或阴谋从事暗杀活动 。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家也遭暗杀，1965年2月21日，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X在奥杜邦舞厅被暗杀，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被暗杀。在印度，旁遮普省和斯里兰卡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下，1984年总理英迪拉·甘地被暗杀，其子拉吉夫·甘地于1991年被暗杀。
冷战之后，1994年，在卢旺达内战期间，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被暗杀，引发了20世纪末最血腥事件之一的卢旺达大屠杀。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于被右翼激进犹太主义分子伊盖尔·阿米尔用一把装有自制达姆弹的九毫米口径左轮手枪袭击暗杀。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于被暗杀，引发了联合国的调查，由此产生的梅利斯报告暗示叙利亚参与其中，从而引发了雪杉革命，革命结束了叙利亚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
在俄罗斯后共产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过程中采用了暗杀策略，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作为目标。1996年4月21日，车臣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被俄罗斯空军的空袭炸死；2005年3月8日，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炸死；2006年7月10日，车臣反政府武装沙米尔·巴萨耶夫，或为俄罗斯有针对性的袭击。2006年，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放射性元素钋-210暗杀，而涉嫌暗杀利特维年科的克格勃保镖安德烈·卢戈沃伊，后来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
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暗杀事件鲜少被了解和关注。1994年，北京市建国门外，解放军中尉田明在军营内射杀军官及士兵，在建国门杀死一名伊朗外交官及其子在内的17名平民及11名士兵和警察。1996，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其住所附近的武警执勤张金龙刺杀。2002，外交官王建平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遭到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刺杀。2003，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办公室内被一家倒闭企业的厂长冯引亮枪杀身亡。2008，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市公安局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2011年，揭露了地沟油的生产的记者李翔在回家途中遭刺杀。2012，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其妻舅周云铁锤击砸而死。2017年，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恕在市会展中心，持枪连续射击正在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随后自杀身亡。2021年，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被该学院的「青年研究员」姜文华割喉。
……
在历史过往中，有大量的政治家被暗杀，虽然民主国家也有遭到暗杀的情况，但在独裁和专制国家似乎有明显的普遍性，但专制和独裁国家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太低，甚至无法进行严谨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分析。权力分配和权力下放，加强公民社会，才能可以大大减少刺杀政治家的动机，才不会有那么多人分享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批判中国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开放获取出版物 Made in China Journal 继去年底推出 Xinjiang Year Zero（新疆元年），其编辑 Ivan Franceschini 和科罗拉多学院的 Christian Sorace 近期共同编辑了新书 Proletarian China: A Century of Chinese Labour（无产阶级中国：中国百年劳工史）（Franceschini & Sorace 2022）。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满百年，从建党到今天，其一直声称自己是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本书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工人夜校、中国劳工旅，到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五卅运动、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工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改革开放和八九学运，再到今天全球化推动，每篇文章围绕一个特定历史事件，以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解释拼凑出中国劳工一世纪的经历。撰写者来自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学者，包括比较有名的徐国琦、裴宜理、何明修、李靜君等；其中 Workers on Tiananmen Square（工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节来自 张跃然，他前两天也在自己的 Telegram Channel 进行了 推荐。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满百年，从建党到今天，其一直声称自己是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本书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工人夜校、中国劳工旅，到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五卅运动、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工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改革开放和八九学运，再到今天全球化推动，每篇文章围绕一个特定历史事件，以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解释拼凑出中国劳工一世纪的经历。撰写者来自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学者，包括比较有名的徐国琦、裴宜理、何明修、李靜君等；其中 Workers on Tiananmen Square（工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节来自 张跃然，他前两天也在自己的 Telegram Channel 进行了 推荐。
塔西佗说，暴政专制的和谐、稳定的表相之下，是以邪为正的末世。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下，恐惧杀死了人们所有的希望和抱负，他们所有的努力斗不过是为了求生而已。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独裁以暴力和诈术治国。阿甘本说，极权暴政之下，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牲口。阿伦特说，极权在整个社会中制造不思考、无判断、机械服从的齿轮和螺丝钉，极权制度依赖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迫使民众处于相互隔绝并无共同抵抗手段的孤独状态、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官媒宣传和组织手段这三个支柱。
1989年六四事件，是极权政体周期性的暴力恐怖巩固手段，其成功地浇灭人民的政治热情，剩下的是政治绝望和冷漠。牺牲全社会的正义，换来权势集团垄断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表相，掩盖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民众无共同政治理念，无共同价值前景。
在这种后极权之下，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实际上是抵抗被全面宰制的重要实践。
三十多年来，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唯一能大规模进行六四纪念活动的城市，其参与程度、是否能顺利举办，一直以来是中国的民主发展的风向标，国安法的实施令这两年的香港极剧恶化。
两年前，2020年之时，香港已经开始援引COVID公共集会限制禁止六四烛光守夜活动，而当时亲民主人士与许多市民无视禁令，依然组织参加抗议活动。2021年，国安法时代后的首个六四，香港警方直接在六四之前封锁维多利亚公园，市民只能在其他地方自己纪念。
而今年2022年的第三十三周年，香港可以公开纪念的空间几乎完全丧失，可供公众了解事件的书籍、纪念馆、雕塑也被逐一消失。警方和康文署表示「被预订做其他用途」或「进行维修」而暂停开放维园球场，是为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天主教团体表示担心国安法而不举行弥撒纪念遇难者，循道卫理也取消六四晚会，小范围提前举办「为国民求平安祈祷会」。支联会被解散后，六四博物馆被国安突击搜查，各种展品和历史物证被作为证物带走，网站在香港被屏蔽。民主派议员郑家富要求政府公布公共图书馆内关于六四事件的书籍的可外借或参考的情况，而其中有29本被下架，包括《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等，其余大部分书可阅读但无法借阅，且读者获得阅读的申请流程十分繁杂。去年12月，香港大学内的「国殇之柱」雕像被移除、太古桥上的六四标语被遮盖、中文大学内的民主女神雕像与岭南大学内的六四浮雕也随之被拆除。
即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今年的6月4日依然有艺术家在铜锣湾进行纪念表演，展开白色卷轴、冰块中的蜡烛、口中放置植物、人行道上的数学题记事本。而大学中的纪念雕塑被移除后，中大学生也匿名组织校内寻找3D打印的民主女神雕塑复制品的活动，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上周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公园揭幕。
而在这个闷热、潮湿、阵雨的夜晚，我也带了一柱烛光，和一群可爱的朋友聚餐聊天，稍稍缓解了糟糕的天气和政治环境下的苦闷。
最后借用来自《纽约时报》亚洲科技专栏作者袁莉最近开设的一档播客，其中 第一期 采访作家慕容雪村，他在2014年在布拉格的一场会议上，听到一位经历过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学者所说了一段话——
在极权的系统和国家中，做一个反对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要做好做时代的沉默者的准备，独裁社会就像一片大海，几米之下完全没有光，独裁者就会把你扔到这片区域，你在那里死得无声无息，后人也不会记住你的名字，但是从后来的历史看，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变化，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时代的沉默者的一点一滴的积累
本频道往年六四回顾
2019年、2020年、2021年
影像记录
(需要先加入 频道)
-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Black Night In June (2019)
- The Tank Man (2006)
- Peking 1989 – Das Drehmaterial (1989) ¹ ² ³ ⁴ ⁵ ⁶ ⁷
- 1989華視記者六四歸來特別報導 (1989)
1989年六四事件，是极权政体周期性的暴力恐怖巩固手段，其成功地浇灭人民的政治热情，剩下的是政治绝望和冷漠。牺牲全社会的正义，换来权势集团垄断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表相，掩盖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民众无共同政治理念，无共同价值前景。
在这种后极权之下，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实际上是抵抗被全面宰制的重要实践。
三十多年来，半自治的香港是中国唯一能大规模进行六四纪念活动的城市，其参与程度、是否能顺利举办，一直以来是中国的民主发展的风向标，国安法的实施令这两年的香港极剧恶化。
两年前，2020年之时，香港已经开始援引COVID公共集会限制禁止六四烛光守夜活动，而当时亲民主人士与许多市民无视禁令，依然组织参加抗议活动。2021年，国安法时代后的首个六四，香港警方直接在六四之前封锁维多利亚公园，市民只能在其他地方自己纪念。
而今年2022年的第三十三周年，香港可以公开纪念的空间几乎完全丧失，可供公众了解事件的书籍、纪念馆、雕塑也被逐一消失。警方和康文署表示「被预订做其他用途」或「进行维修」而暂停开放维园球场，是为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天主教团体表示担心国安法而不举行弥撒纪念遇难者，循道卫理也取消六四晚会，小范围提前举办「为国民求平安祈祷会」。支联会被解散后，六四博物馆被国安突击搜查，各种展品和历史物证被作为证物带走，网站在香港被屏蔽。民主派议员郑家富要求政府公布公共图书馆内关于六四事件的书籍的可外借或参考的情况，而其中有29本被下架，包括《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等，其余大部分书可阅读但无法借阅，且读者获得阅读的申请流程十分繁杂。去年12月，香港大学内的「国殇之柱」雕像被移除、太古桥上的六四标语被遮盖、中文大学内的民主女神雕像与岭南大学内的六四浮雕也随之被拆除。
即使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今年的6月4日依然有艺术家在铜锣湾进行纪念表演，展开白色卷轴、冰块中的蜡烛、口中放置植物、人行道上的数学题记事本。而大学中的纪念雕塑被移除后，中大学生也匿名组织校内寻找3D打印的民主女神雕塑复制品的活动，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上周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公园揭幕。
而在这个闷热、潮湿、阵雨的夜晚，我也带了一柱烛光，和一群可爱的朋友聚餐聊天，稍稍缓解了糟糕的天气和政治环境下的苦闷。
最后借用来自《纽约时报》亚洲科技专栏作者袁莉最近开设的一档播客，其中 第一期 采访作家慕容雪村，他在2014年在布拉格的一场会议上，听到一位经历过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学者所说了一段话——
在极权的系统和国家中，做一个反对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要做好做时代的沉默者的准备，独裁社会就像一片大海，几米之下完全没有光，独裁者就会把你扔到这片区域，你在那里死得无声无息，后人也不会记住你的名字，但是从后来的历史看，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变化，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时代的沉默者的一点一滴的积累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可能死在暗无天日的黑夜里，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因何而死，但是我们可以欣慰的一点是——我们的尸骨上所发出的微弱的磷光，依然可以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本频道往年六四回顾
2019年、2020年、2021年
影像记录
(需要先加入 频道)
-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Black Night In June (2019)
- The Tank Man (2006)
- Peking 1989 – Das Drehmaterial (1989) ¹ ² ³ ⁴ ⁵ ⁶ ⁷
- 1989華視記者六四歸來特別報導 (1989)
人类学杂志 SAPIENS 近期刊载了一篇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Agustín Fuentes 的文章 Biological Science Rejects the Sex Binary, and That’s Good for Humanity（生物科学摒弃了性别二元论，对人类有好处），从生物科学证据的角度，简述了男性、女性或两者兼有的多样方式，呼吁接受性别多样性。
19 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二元性别分类的 观念 至今没有什么改变，蓝色/粉色、大脑、睾丸激素、雄性灵长类动物的攻击性等一系列似乎很科学的说法依然大行其道（Gutmann et al 2021），成为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自然解释，延伸至薪酬、工作、政治和经济领导力、性行为方面的差距。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生物学创造的这种「两种类型的人类的观念」，被引用到一系列试图规定和强制人类应该如何行为的规范中。简单化的二元性别观念也造成了一系列「性别冲突」——基础生物学的误导教育、诋毁妇女权利、辩护「男权」暴力、反变性立法等。
但实际上，在最基本层面的动物生物学中，雌性/雄性就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的分类。海洋许多 鱼种 会从一种性别转变为另一种性别，有些还会再变回来；有一些无脊椎动物的雌雄同体，通过重新组合自己的染色体进行繁殖的 纯雌性蜥蜴；一些哺乳动物的 雌性充满睾丸激素，拥有巨大「阴茎」；许多鱼类和哺乳动物中的 雄性负责育儿工作 等等；许多物种的雌性 是专制、滥交、好斗的。当然，在许多物种中，雌性和雄性之间存在着模式上的差异，但多样性、复杂性和协作性其实更显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性生物学，就会发现达尔文、艾德华·威尔森、Angus John Bateman 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生物学中，「性别」（sex）不是简单的定义或统一的规定。拥有两条 X 染色体或一条 X 和一条 Y 染色体，并不意味着划分成二元分类的身体、命运或生活。胎儿在大约六到八周大时爬进子宫，新生体中的一些细胞团得到DNA活动的推动，开始生成新的器官，包括阴蒂和阴茎、阴唇和阴囊、卵巢和睾丸，所有的生殖器的构成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它们最终功能的区别，所以最终形式是不同的，其实重叠的部分有很多。在一年间出生的1.4亿婴儿中，至少有28万名婴儿不符合明确的阴茎与阴唇的性别决定样态（Sax 2002），生殖器、荷尔蒙水平和染色体 并不是决定性别的绝对因素。在生物学里，「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简单的二元分类。大脑在出生时并不比肾脏和肝脏更「性别化」（Eliot et al 2021）。性别与大脑的关系受到「马赛克」假说挑战（Joel 2021）。许多研究发现，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被过分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生物学和文化的动态影响——人类是「天生+后天」形成的。
在文化层面，大量证据表明，Homo（人类）在一百多万年前进化出复杂的合作照顾，改变了进化的模式和压力。在许多人类群体中，「同父异母」仍然普遍存在，母亲和父亲、祖父母、其他女性和男性亲属以及社区中的男孩和女孩都帮助喂养、教育和照顾孩童。妇女独自抚养孩童，或与男性一起抚养（育儿平等仍有很长的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在抚养孩童方面，人类并不需要分成两类。
「man 男人/woman 女人」、「masculine 男性/feminine 女性」既不是生物学术语，也不完全扎根于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活史（Sear 2020）和形态学动态（Dunsworth 2020）中都缺乏明确的二元对立证据。人类的成长，应该在一个有着不同的性别期望、体型、生育选择、家庭结构、性取向的世界。简单的男性/女性二元分类并不能有效地表达人类的正常范畴（Hyde et al 2019）。
19 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二元性别分类的 观念 至今没有什么改变，蓝色/粉色、大脑、睾丸激素、雄性灵长类动物的攻击性等一系列似乎很科学的说法依然大行其道（Gutmann et al 2021），成为对男性和女性行为的自然解释，延伸至薪酬、工作、政治和经济领导力、性行为方面的差距。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生物学创造的这种「两种类型的人类的观念」，被引用到一系列试图规定和强制人类应该如何行为的规范中。简单化的二元性别观念也造成了一系列「性别冲突」——基础生物学的误导教育、诋毁妇女权利、辩护「男权」暴力、反变性立法等。
但实际上，在最基本层面的动物生物学中，雌性/雄性就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的分类。海洋许多 鱼种 会从一种性别转变为另一种性别，有些还会再变回来；有一些无脊椎动物的雌雄同体，通过重新组合自己的染色体进行繁殖的 纯雌性蜥蜴；一些哺乳动物的 雌性充满睾丸激素，拥有巨大「阴茎」；许多鱼类和哺乳动物中的 雄性负责育儿工作 等等；许多物种的雌性 是专制、滥交、好斗的。当然，在许多物种中，雌性和雄性之间存在着模式上的差异，但多样性、复杂性和协作性其实更显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性生物学，就会发现达尔文、艾德华·威尔森、Angus John Bateman 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生物学中，「性别」（sex）不是简单的定义或统一的规定。拥有两条 X 染色体或一条 X 和一条 Y 染色体，并不意味着划分成二元分类的身体、命运或生活。胎儿在大约六到八周大时爬进子宫，新生体中的一些细胞团得到DNA活动的推动，开始生成新的器官，包括阴蒂和阴茎、阴唇和阴囊、卵巢和睾丸，所有的生殖器的构成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它们最终功能的区别，所以最终形式是不同的，其实重叠的部分有很多。在一年间出生的1.4亿婴儿中，至少有28万名婴儿不符合明确的阴茎与阴唇的性别决定样态（Sax 2002），生殖器、荷尔蒙水平和染色体 并不是决定性别的绝对因素。在生物学里，「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简单的二元分类。大脑在出生时并不比肾脏和肝脏更「性别化」（Eliot et al 2021）。性别与大脑的关系受到「马赛克」假说挑战（Joel 2021）。许多研究发现，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被过分夸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生物学和文化的动态影响——人类是「天生+后天」形成的。
在文化层面，大量证据表明，Homo（人类）在一百多万年前进化出复杂的合作照顾，改变了进化的模式和压力。在许多人类群体中，「同父异母」仍然普遍存在，母亲和父亲、祖父母、其他女性和男性亲属以及社区中的男孩和女孩都帮助喂养、教育和照顾孩童。妇女独自抚养孩童，或与男性一起抚养（育儿平等仍有很长的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在抚养孩童方面，人类并不需要分成两类。
「man 男人/woman 女人」、「masculine 男性/feminine 女性」既不是生物学术语，也不完全扎根于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活史（Sear 2020）和形态学动态（Dunsworth 2020）中都缺乏明确的二元对立证据。人类的成长，应该在一个有着不同的性别期望、体型、生育选择、家庭结构、性取向的世界。简单的男性/女性二元分类并不能有效地表达人类的正常范畴（Hyde et al 2019）。
奥斯陆大学的 Yunyun Zhou 与伯明翰大学的 Kailing Xie 两位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的学者在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上合作发表了开放访问的文章 Gendering National Sacrifices: The Making of New Heroines in China’s Counter-COVID-19 TV Series（性别化的国家牺牲：中国的抗疫电视剧中新女英雄的制造），运用女性主义文本分析的方法，围绕两部改写武汉封锁期间的集体记忆的抗疫电视剧，分析国家叙事中性别化的女性形象，从情感治理策略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如何维持并向民众证明高压的清零政策。
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女英雄」里，没有人会挑战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反而巩固了现状——将家庭事务的女性化与妇女做感情关怀工作能力关联、 以年轻貌美、多愁善感、不成熟、需要被男性指导为特征的将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正常化、将女性的道德行为与政治忠诚关联。通过策略化地展示女军医、女干部们的情感和脆弱，软化中共军事性和政治权威的形象，吸引当代观众的更多共鸣，塑造了国家权力下的女性形象。国家认可的理想女性形象对女性公民的牺牲和痛苦美化，建立年轻、有爱心、帮助他人、情感丰富、美貌、浪漫的护士角色，是中国抗疫叙事中的典型意象。利用将自私自利的女企业家，转变为具有高度社会良知的「红色资本家」的国家叙事，调和阶级差异和道德经济牺牲。这些国家叙事加深了后改革时期中国等级制度下的性别秩序中的女性特质刻板描绘，以约束女性公民，同时也掩盖了当代中国日益加剧的性别和阶级紧张关系。
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女英雄」里，没有人会挑战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反而巩固了现状——将家庭事务的女性化与妇女做感情关怀工作能力关联、 以年轻貌美、多愁善感、不成熟、需要被男性指导为特征的将刻板印象的女性形象正常化、将女性的道德行为与政治忠诚关联。通过策略化地展示女军医、女干部们的情感和脆弱，软化中共军事性和政治权威的形象，吸引当代观众的更多共鸣，塑造了国家权力下的女性形象。国家认可的理想女性形象对女性公民的牺牲和痛苦美化，建立年轻、有爱心、帮助他人、情感丰富、美貌、浪漫的护士角色，是中国抗疫叙事中的典型意象。利用将自私自利的女企业家，转变为具有高度社会良知的「红色资本家」的国家叙事，调和阶级差异和道德经济牺牲。这些国家叙事加深了后改革时期中国等级制度下的性别秩序中的女性特质刻板描绘，以约束女性公民，同时也掩盖了当代中国日益加剧的性别和阶级紧张关系。
上海碎片：3月上海爆发COVID-19聚集性疫情以来的种种
https://sociologist.xyz/shanghai-disaster-2022-covid-19
（*此前的post因篇幅限制不再更新，后续添加请见文章）
https://sociologist.xyz/shanghai-disaster-2022-covid-19
（*此前的post因篇幅限制不再更新，后续添加请见文章）
无国界记者协会 RSF 近日发布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挪威、丹麦、瑞典、爱沙尼亚、芬兰北欧五国继续排名前五，缅甸、土库曼斯坦、伊朗、厄立特里亚、朝鲜位列倒数前五。英国排第24位，但Lyra McKee杀害、北爱尔兰记者持续受到威胁、前 BBC 主席将领导监管机构Ofcom、维基解密创始人Julian Assange引渡程序等问题，也显示新闻自由更薄弱。中国位列第175位，香港出台国安法后暴跌至第148位。趋势显示专制政权打击独立媒体愈加严重，民主社会内的虚假信息传播，以及全球化和不受监管的网络信息空间，让专制政权控制其媒体和网络平台，发动针对民主的宣传战争鼓励虚假新闻和宣传，开放社会和专制政权之间的不对称正在削弱民主。
上海碎片 (*不再更新，请见 文章)
03/30
Workers live in factories, food delivery drivers sleep outside, and medical staff die from overwork in Covid-19 wave - C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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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51天日增136例，这个广西边陲小城也需要被关注(backup)
上海疫情逝者名单
抗疫死亡名单
04/16
在上海方舱的19个日夜 (backup)
小提琴家陈顺平之死(backup)
一个在线表格，写满了上海残障者的求救(backup)
Alessandro Pavanello's Instagram
How China’s zero-Covid policy is failing Shanghai - Vox
04/18
请大家帮我转发！求不要把我94岁的外婆拉去方舱！(backup)
来自上海的一些声音(backup)
莲花清瘟简史：一款“国民药物”的诞生和发迹(backup)
在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我建群自救(backup)
China’s Costly Exceptionalism - The Atlantic
04/19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上海人，但我认为很多上海人都和我此刻想的一样(backup)
94岁的外婆还是被拉去了方舱(backup)
上海黑心猪肉曝光，恶果不该由无辜居民来承受(backup)
上海物流停滞时：库房爆仓，港口拥堵，卡车和通行证在哪里？(backup)
德国人拒绝居委会去方舱
连防疫人员都没听出异样的声音艺术作品：再见语言
Protests from China under the Omicron variant
04/20
上海封控最久的小区(backup)
上海的第五波大戏终于来了(backup)
上海南汇方舱的300人自治样本(backup)
在上海，我和五岁儿子分开隔离的21天(backup)
Shanghai’s Low Covid Death Toll Revives Questions About China’s Numbers - NYT
04/21
某市1072家疫情保供企业大数据分析暨颁奖典礼(backup)
四月之声(backup)
上海工人在疫情中的求助声音
04/22
2022上海晚春(backup)
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backup)
为什么被删——关于内容审核工作机制的简单介绍(backup)
WeChat censorship of video detailing lockdown nightmare in Shanghai sparks outrage and protests - SupChina
The Voices of April – The Short Online Life of a Shanghai Protest Video
Wall St banks set on Shanghai expansion despite lockdown - FT
04/23
China’s harsh and elitist covid rules - The Economist
‘Hard Isolation’ is Shanghai’s New Word of the Day
We Interviewed A Shanghai Resident Under COVID Lockdown
新奴隸-上海疫情動態零說唱
04/24
上海ロックダウンで問われるゼロコロナ 報道特集 - TBS
上海封城至今逾40萬染疫 死亡率「10萬分之9」惹議 僅本港1%？ - hk01
一位上海外卖小哥之死 (backup)
被困上海的视障人群：一包面条撑一周 (backup)
(04/25–05/08 is here, see here for full)
MIT Technology Review 本月推出系列报道《秘密警察：执法新时代》。从弗洛伊德被谋杀事件引发抗议开始，美国的州及联邦层级的执法部门利用先进技术搭建 监控系统，收集示威者和 记者 的个人数据，远超其宣称适用范围，且这一系统从一开始就以 持久 为目标而搭建。言论自由权所保障的匿名抗议，在这技术警治之下难以生存。
24 日，香港互联网协会（ISOC HK）发布《香港开放数据指数指数（HKODI）2021/22 评估报告》，独立评估和追踪香港的数据开放程度，参考 19 个国际开放数据准则和评估工具。今次也是继 2019/20 之后的第二次发布，对比一年前，整体评分略有提高（69.9→72.4）。ISOC HK 也参加了 Global Data Barometer 项目，数据管治能力的评估也在报告中，包含香港在内的全球排名会在四月底发布。
